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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畅谈教育改革 现今时代更适合青年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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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畅谈教育改革 现今时代更适合青年人发展



访谈嘉宾:
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俞敏洪
新京报社长 戴自更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的历程。30年间,依靠自身努力或者是运气,一些人从其中脱颖而出,他们见证并缔造了这个新时代。为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在奥 运*圣 火照耀中华大地之年,搜狐网携手数十家全国顶级媒体,邀请了30位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顶级专家学者,、社会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做客搜狐,与顶级媒体人物对话,与数以千万计的互联网用户产生思想的碰撞,深入分析中国的发展经验.

今天的两位嘉宾,有一位英语老师,他从北大走出,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沉浮,今天已经是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也被很多青年人称为“人生导师”。他就是今天的嘉宾俞敏洪先生。还有这样一个媒体人,他在北京报界横空出世之后,以强劲的实力和惊人的速度,把影响力扩展到大江南北,他就是《新京报》的舵手,今天的特约嘉宾主持,《新京报》的社长戴自更先生。下面请两位开始今天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30年3个阶段 民办教育最终会变强
  戴自更:因为很久没有当一线记者了,今天能够跟俞老师对话很高兴。希望借这个机会能把俞老师精辟的想法和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跟各位网友分享一下。因为我跟俞老师是同辈人,80代初到北京求学,人生经历非常相似。从事的行业,我们各自的历程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心灵是相通的。您从82年到北京求学,这三十年,你怎么看中国的变化?有哪些跟你的理想还有差距?
  俞敏洪我觉得这三十年的变化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和国际接轨,我个人的感觉是从我考大学考试,78年,尤其到80年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的融合阶段。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从贸易到企业到教育,和世界接轨的阶段,到96年左右,算是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从91年左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到96年左右,中国留学的风气,国家政策已经完全不干预,民间力量起主导地位。最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出去留学是好的。回来以后,为祖国能够做贡献的这么一个阶段。一直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属于比较开放的阶段,在开放阶段,不管是高中生想要出去读大学,还是大学生想要出去读研究生,这么一个阶段。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从80年代的时候,每出去十个中国的留学生,大概只能回来一个左右。到了2000年左右,大概每出去10个留学生,能够回来三到四个左右。这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最后能够再回到中国,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我觉得留学的暗潮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以我自己的领域看待这个事情。
  戴自更:俞老师从教育的领域,从留学生和教育培养的人才,跟我们国家同步发展的角度来谈的。你作为民办教育的领军人物,怎么看待这三十年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变化?
  俞敏洪80年以前中国没有民办教育,基本上是公办教育一统天下。到了80年代以后,中国民办教育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民办的中小学教育,第二类是民办的大专和大学教育,第三类是培训教育。我个人主要的任务是在民办培训教育。因为我做的主要是外语培训,技能培训这些东西。但是我个人对民办教育领域的看好还是比较肯定的。因为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办教育三大系统已经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一部分。从未来三十年来看,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从比较发达的国家来看,民办教育也就是私立教育的发展是对公立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也是推动公立教育发展的强有力的力量。一个国家私立教育或者是民办教育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推动公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2002年以后,中国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民办教育促进法》,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是从政府的支持到民间力量的使用上,步入了正轨。我个人感觉到,民办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教育的健康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戴自更:现在我们讲民办教育,就跟媒体一样,从开始的平面媒体有几十家。80年代后半段,一大批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来了,造就了中国整个新闻业的繁荣。久而久之,市场化和面向读者为核心的办报模式,和原来传统党报有冲突。要面临一个问题,报业到底是不是一个产业。民办教育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公办的大学校长要为经费发愁,也要为教育的质量发愁。对民办教育来讲,像你们这样可能还要考虑到市场和盈利,甚至要考虑到你的企业的经营。中国的民办教育占中国教育总量的不到10%。而发达国家要占到40%到60%。这种情况下,制约中国民办教育的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你预计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破?
  俞敏洪首先民办教育未来会成为中国教育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肯定的。现在私立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依然蓬勃发展。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随着政府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对于民办教育的支持,未来的民办教育原则上应该是能够朝着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中国过去从1949年到1980年,差不多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公立教育的及其重要的强调,导致民办教育彻底的没有。到1980年以后,民办教育逐渐出现。到最后民办教育变成中国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教育的平衡和推进力量。我估计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民办大学教育,中国的培训教育,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概会有一批强有力的民办教育的力量出现。这里面比较强势的教育力量是中国的培训教育。像新东方这样的外语培训,到职业技能培训,到国家教育力量无暇顾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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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  戴自更:我们希望新东方在未来民办教育领域中能占领一席之地,相信在俞老师的带领下,这个问题不会很大。我想问你从一个农家子弟,到现在成为一个国际之名的培训学校的教父,你觉得你的成功,哪些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当时拿着糨糊贴广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是得益于时代,得益于个人,还是得益于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才华,或者是你的一些合作伙伴?


俞敏洪
我觉得在中国的形势下,第一个成功首先是形势的成功。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形势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因为中国一直是五千年的文明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局决定一切。整个中国的大局,决定了民办教育领域如果没有任何发展余地的话,我今天肯定做不成。在这一点上,真的需要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更大的生存的余地。这是形势或者是国家的大氛围的影响。这一点是每个企业家都应该承认的。包括你这样的传媒界的人物也应该承认。这个时代变得更加的宽容、更加的开放,变得更加善于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在这一点上,新东方也是从中间收获很多。我觉得新京报也是。这是不能否认的。每一届的领导人都显得更加开放,更加能够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经营模式和社会发展的取向。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能够做到今天的原因,跟中国市场的多元化有关系。每个人根据自己才能的不同,能够选择一种,大概跟自己的才能能够吻合的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选择做传媒,我选择做培训,有的人选择做大学教授,有的人选择做房地产。在背后一个共同的原理,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做房地产的,背后都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自己能做的事情的肯定。我们这样的人还没有被吓跑,显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比原来的状态更加宽容的局面。尽管我们常常会有很难受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活着,这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尤其像我们这一代,80年代进入大学的人,对过去的回忆有恐惧感。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戴高帽子的人在街上游行,亲眼看到反革命被打死。在这样多元化的时代下,我们做得还算是可以,还能够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是中国政府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要素,我们能够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做教育,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国际融合非常重要。从最初的国际贸易上的,到现在带有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的融合。比如说我做教育,比较关注的就是理念,教育方法和未来中国学生的出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和世界的潮流是一致的。比如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反对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也没有反对中国高中生出去读本科。我觉得有一点点高瞻远瞩的因素在里面。在几十年前开始,宋氏三姐妹出国留学,宋庆龄支持孙中山,宋美龄跟蒋介石合作,这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允许中国留学生出去留学,并且允许中国留学生自由的归来。现在中国留学生中已经融合了中西方文化。日本人比较善于吸纳其他文化,唐朝的时候吸纳中国的文化,到后来他们开始吸纳西方的文化。现在有一些人说担心中国的文明被西方的文明所稀释,这是一个多余的担心,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作为一个基础,加上西方文化中一些先进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理念。我们未来的发展能够创造比较好的文明的繁荣。

所以,我从这三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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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生活在一个融合的时代  戴自更:俞老师讲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无论对于我们个人的事业,我们个人的成就都是起决定意义的。自己的努力和勤奋也是一个方面,俞老师也讲了找到了自己能做的事情,或者是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新东方从92年、93年开始起步,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成绩。你觉得新东方本身的成就,跟你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俞敏洪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跟你一样,都是从底下的创业者开始做起,目标比较明确。比如说原来我做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培训学校,尤其是在外语方面,做一个学生能够学到东西,通过考试,人生的理想和境界能够往上提一步的学校,这一点我认为现在我们做得还是不错的。
  第二点,由于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的很多不幸,到最后逐步的进步,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逐渐的能够走上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轨道,或者说叫小康社会。我们这些人本来觉得没有机会,后来算是利用了机会,并且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我个人感觉这三十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较幸运的时代。我们最怕的是看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十岁的时候是那个社会状态,到了我们八十岁的时候还是那个社会状态,这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十岁时候的社会状况,到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到现在我们四十多岁,某种意义上,跟世界的融合上,教育、经济、政治跟世界的融合上,中国的进步还是很大的。尽管还有缺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再过后面的十年、二十三十年,还会看到中国更大的进步。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幸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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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大学生活 我和海子一起写诗  戴自更:我自己觉得,这么一个事业,肯定跟你个人的潜质和素质是分不开的。您个人讲的创业者的素质,目标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很明确。一步一步的这么走过来。到了今天的这样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幸运。有很多的年轻人觉得俞老师这样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很多的学生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像您原来在北大一直喊的“振兴中华”的口号,以现在你成为成功和很富有的一个企业家,来回顾那个时候的学生时代生活,你的心灵上有没有得到改变。当时可能你对国家很热爱,充满热情,想报效祖国,到现在你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之后,你还有没有当时的感情?我们快四五十多的人了,这些东西还有没有?
  俞敏洪首先不变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心态。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个理念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我们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而兴奋,为中国的每一个突破而兴奋,为中国能够做奥 运会和世博会而高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改变的是,我们从最初的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非常理想主义,写诗歌,读哲学作品,好像现实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写的东西都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常理想化,发展到了现在我们有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能力。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痛苦绝望的时候,只要人能够生存下去,未来就有希望。我这一点刚好迎合了中国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发展是从死胡同走出来又进入一个光明面。我个人来说,我自己的这种心态,恰好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开放是一定意义上吻合的。我当时跟学生开一个玩笑。我说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如果坚持下来的话,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就可能给他买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但是当初他买不起,而且也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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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是个过渡 和青年人有代沟  戴自更:俞老师讲得我有同感。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北京这么一个首都,又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都是有满腔的抱负,但是这种抱负可能有很多空想的成分。我看过海子的诗,他去世后很多人纪念他。这一代人,我是学文学的,可能也有那样的想法,慢慢的有一个青春期的问题,到以后慢慢我们修正了,我们觉得理想的报效国家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像俞老师这样的,创建民办学校,可以为国家培训人才。我们心目中无论怎么样,像俞老师这样成为国内外的名流,我们心里还是对国家爱和关注都没有变过,这也是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变了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是不变的,就是我们的心里的一些追求和对国家的信仰没有变过。
  俞敏洪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感,这个责任感还不是对自己的。现在的年轻一代的责任感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我们这一代人从上大学的时候的责任感,很有意思,很多的痛苦不是来自于生活的不痛快,不是来自于自己找不到女朋友和买不起房子。有时候就是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毛病,有时候觉得不争气,就会觉得非常痛苦。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的现象,好像看得能够远一点。我跟北大的学弟学妹们谈心的时候,他们是放在一个比较微观的状态下来看自己。我们是放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来看世界。
  戴自更:也不能说下面的年轻人没有追求,可能他们更关心的是比较现实的东西,我们当时想的是一个理想的东西。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时代比我们好。可能我们这个时代过来,需要这种理想的东西支撑才能过来。现在他们的环境好多了。
  俞敏洪现在每一个人强调个性,我看到一些大学生跟我们的想法有时候不一致,他们想要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好的个人生活状态,比如说买汽车、买房子。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想的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的发展、社会正义、公平。有时候想想,大家都在谈80后出生的孩子们自私,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自私可能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内心都很自私,但是在表面上,我们可能因为面子问题要表现得很大方。我们可能吃一顿饭,你抢着付钱,我也抢着付钱,到真付了钱心里就不高兴。但是现在80后的孩子们AA制,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戴自更:我想这是和国际接轨。套用学者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活在转型时期。一种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型的时候,我们这代人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东西,有一种兼容并包的东西。
  俞敏洪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上面有像郁达夫、徐志摩、朱光潜,这是他们的理念。我们下一代80后他们坚持了自己的理念。我们这一代人就在中间,承上启下。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被消灭掉了。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中国有了一个更加融合中西方文化的,跟世界接轨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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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应该有多次 希望办自己的大学  戴自更:你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骨子里面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表面的生活形态改变了很多。回到教育里面来,对我们现在国家的教育,争论也很多,怎么能够突破现在应是教育?我们那个时候拼命的读书,我知道你为了考北大也很辛苦。
  俞敏洪:考了三年。
  戴自更: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读书比较快乐。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国内一点不快乐。你是搞教育的专家,你觉得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改?出路在哪里?
  俞敏洪:我觉得首先是中国高考唯一制度的应试教育肯定是有缺陷。孩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作为一个人,从人的本性也好,还是从人的天赋的权利也好,应该有多次机会。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现状中,一次高考,决定终生。但我也反复琢磨过,好像改起来还挺难。因为中国的社会关系,五千年人情关系,导致很多事情很复杂,如果改成象国外一样的教授评价体系,就会出现新的麻烦。如果我认识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要上大学,我是大学招生的教授,那我就不得不给这个人情。再比如说我希望要一个有培养前途孩子,但是上面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要开个后门,就不好拒绝。中国的人情关系,好得一面是比较温暖,坏的一面是不公平、腐败的局面就会出现。我跟教育部的领导谈过,高考一年一次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可能做某种改变。比如说教授自主招生的决定权更加丰富一点。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一个教授拥有百分之多少的对于学生录取的决定权以后,这个教授没有办法活了。全国几百个几千个人给他打电话,说我这个孩子要升你的专业。中国为了排除人情角度,不得不变成了高考唯一决定制度,所有人一视同仁。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现状改变起来比较难。我唯一希望改变的就是中国未来的高考制度,能够进行两到三次。假如说你有孩子,你从六月份考的和十月份考的和二月份考的,他的成绩不管那次考都可以作为各个大学录取的标准。二月份考的600分和六月份考的600分和十月份考的600分是一致的。我觉得中国的高考制度有合理性。但是它一年只考一次,使孩子考完以后一年以后才有另外一次。
  戴自更:如果你做学校,中学大学是不是还要围绕这个制度来?
  俞敏洪:对。我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有。家长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能把我的孩子送到一流大学去,我就把孩子送过来。如果你说我的孩子素质很高,但是我的孩子进不了一流大学,我不能接受。因为家长说我的孩子素质很高,但是未来是一个工人。人家说我的孩子素质很低,但是未来是一个工程师,你希望会成为什么?
  戴自更:你办一个民办高校,你觉得这个高校应该怎么办?
  俞敏洪:我个人感觉民办高校反而好办一点,当高校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以后,毕业的大部分的考试都是由学校自己决定的。跟高考不一样,高考是省一级或者是国家一级来决定。民办高校如果被国家承认以后,大部分的考试都由学校管理。这样,民办高校如果做好的话,反而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未来有经济实力和资源实力的话,我希望做一个民办高校。
  戴自更:因为你是对产品负责,对学生负责。
  俞敏洪:对。但中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历史比较短,中国有钱人愿意把自己的财富贡献给教育的历史比较短。现在我所知道的民办高校大部分都是以学生的学费来做运行经费。而这种民办高校的模式导致了学校不太容易请到好的老师,因为钱不够,不太容易招到好的学生,因为学费比较贵。这导致了民办高校的恶性循环。我希望未来中国的民办高校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完全像国外比较好的私立大学,通过基金会的运作模式,通过基金会捐赠或者是其他方式,基金会产出的收益能够支持高校的发展,只有有这种模式,才能出现民办高校能够和北大清华这样的公立高校形成竞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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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更适合青年人的发展  戴自更: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青年人有什么期望和传授?
  俞敏洪:我个人的感觉,年轻人现在处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从传统走了出来,走向更加现代化,思想也更加自由。这个时代,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并且发展的点上。比如说中国过去的几个时代的繁荣都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唐朝的时候中国跟西域文化和罗马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中国盛唐时代的繁荣。元朝时代,草原民族和中国的农耕民族的混合,使中国的疆土和活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一个特点,最后在满清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潮。到了晚清的时候,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干预,中国对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失去了信心。因为西方太强势了,导致了中国闭关自守,就像水太强了,我不得不关住闸门的感觉。现在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时机,这个良好的时机,世界上两种最有底蕴的文明在中国进行交流。我们的中国文明,还有集中了西方历史和哲学精华的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无条件的交融。像当时的唐朝对佛教和西方的接受一样。表面上我们好像对于西方文明全面接受,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处于了一种危机状态。但在接受过程中,由于中国过去五千年的底蕴和文化的积累,实际上有一种筛选过程,我个人的感觉,两种不同的文明进行交替,并且能够平衡的状态,一定是一个新的文明产生的状态。美国现在对东方文明比较抵触,美国对于其他文明的排斥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欧洲文明比较老化。只有中国文明是对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文明热情接受,并且融合起来。当几种文明无障碍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文明的爆发点和繁荣点。不管中国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和其他形势怎么样,我个人感觉在未来的三十年中间,中国的文明和世界的其他各种文明的结合,在中国人民心态开放的前提下,一定会形成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繁荣的状态。对于中国的文明和世界的融合,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戴自更:但是真正的文明的融洽,可能还有一个制度的保证。文明怎么才能保证。因为我们也经过八十年代所谓文明的冲击,西方文明进来的时候,包括邓丽君,那个时候听歌是不行的,靡靡之音是要查处的,我这样的长头发也是不行的。
  俞敏洪我们也听,但是政治辅导员敲门,我们马上把邓丽君的歌曲关掉。
  戴自更:我觉得文明的发生,就是要人接受。人总是向善的方向发展,我们制度的设计,可能这方面需要一些大的提升和改进。包括我们党的十七大,包括总书记的讲话,总理的讲话,都讲了很多,我们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的要坚持走下去。我自己感觉这条路还很长。
  俞敏洪我个人觉得,制度的进步一定是来自于社会的进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信心。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基本上都是到最后,经济基础决定了最后的制度发展。中国现在处在了某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不断的调整,不断的适应中国和谐社会的需求。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的领导也好,政府本身也好,不至于对这个东西视而不见,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戴自更:三十年,对于我们来讲很快。我当时背着被子进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仿佛还是在昨天,但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但是对一个国家和名族的发展来讲,可能很短暂。我也希望这个美好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时代给我提过了一个平台,我也希望能够给年轻人,给我们的网友们提供更多机会。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处于转型时期,它的机会又比其他的国家,像今天的发达国家,还有比较落后的国家,像非洲这样的国家更有机会。因为转型的时候,就意味着很多可能出现的给你的机遇,当然俞老师把握住了,我也把握住了。希望我们很多的网友和青年人也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才智和这个时代结合起来。创造自己比较美好的一番天地和事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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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自更:为搜狐成为网友的知心而共同努力

俞敏洪:祝搜狐教育为中国教育的推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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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的跟农民似的,字写的跟小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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